“這是腦神經系統傳導通路，是我們感知覺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近日，邵正仁在60歲生日當天，給蚌醫學子上了自己從教生涯的最后一堂解剖課。三尺講臺上，他一干就是近40年。終日與“大體”(醫學生對用于解剖教學遺體的尊稱)打著交道，他對“生與死”有著自己的定義：“死亡可能是生命的結束，可如果我們把身體作為最后的禮物饋贈給這個世界，我們也會以這種方式‘生存’。”
60歲生日那天，邵正仁還為自己送上了一份特殊的禮物：將早已填好的遺體捐獻志愿書交到了自己親手創建的蚌埠醫學院遺體(器官)捐獻接受站，而他也成為了遺體(器官)捐獻接受站建站以來的第479位捐獻志愿者。邵正仁說：“我就是想永遠陪著解剖學教研室，陪著一代代的醫學生。”
蚌埠遺體(器官)捐獻接受站創建人六旬生日給自己的一份特殊禮物
蚌埠遺體(器官)捐獻接受站創建人六旬生日給自己的一份特殊禮物
執著:捐獻者打電話他隨叫隨到
厚生堂，對于蚌埠醫學院的師生來說是個很特殊的地方。這里存放著蚌埠醫學院遺體(器官)捐獻接受站484位捐贈者的全部資料，近200張志愿者的照片陳列在厚生堂的墻面上，部分捐獻者的遺囑被整齊地擺放在展臺上。記者發現，其中一張照片正是蚌埠醫學院第一任校長謝炘。
“1979年6月11日，謝院長病逝，他將自己的器官捐獻給了學校。臨終前他留下一句話，‘寧可讓學生在我身上劃錯千刀，也不能讓學生在病人身上劃錯一刀’。”邵正仁說，謝炘的心臟標本至今還保存在學校的校史館，也正是謝炘讓他第一次了解到了遺體、器官捐獻。
“也許，上個世紀，遺體、器官捐獻對于很多人來說是難以理解的，可如今，很多人愿意選擇這種方式讓生命延續。”邵正仁說，從2003年起，時任蚌埠醫學院教研室副主任的他開始陸續接到學校部分老師及其親屬捐獻遺體、器官的申請。從那時開始，他便開始忙著張羅著創建蚌埠醫學院遺體(器官)捐獻接受站。
2004年，接受站正式掛牌，厚生堂正式創建。也是從這一刻起，邵正仁總是24小時手機開機，只要有捐獻者打電話，幾乎隨叫隨到，有一年的大年初一，他不小心摔斷了鎖骨，可第二天，還是忍著傷痛趕去接收遺體。
記憶:記得每位志愿者背后的故事
邵正仁說，484位捐獻志愿者中最大的已經年近90歲，最小的才6個月，來自各行各業，不同的家庭，但是捐獻的背后，都有自己的故事。
“老杜是接受站建成后的第一位捐獻志愿者，他說自己當了一輩子老師，死后還想讓遺體繼續陪伴學生。”
“70多歲的郭道印申請捐獻遺體的時候說，他年輕的時候想學醫，卻被錄取到工科院校了。希望死后自己的骨骼能被串成一套骨架放在解剖實驗室，供醫學生學習解剖學知識，而他也能每天在實驗室里‘學習’，實現年輕時的夢想。”
“徐女士和丈夫毛先生是一起來辦理捐獻手續的，徐女士的母親早年曾在北京接受過他人的腎臟捐獻，將自己的器官和遺體捐給有需要的人是他們的夙愿。”
陪伴接受站一路走來10年，邵正仁記得每位捐獻志愿者背后的故事，甚至還能一字不差的背出他們的遺囑。
敬重:要求學生對捐獻者表示敬意
“每次有志愿者過來提交申請，我都是由衷的欣慰，但我去接收遺體或者器官時，心里卻總是有種說不出的滋味，可能是敬重和傷感并存吧。”采訪臨近尾聲的時候，邵正仁顯得有一絲的傷感。
醫學界會尊稱捐獻志愿者的遺體為“無語良師”。“他們無聲地陪伴著醫學生成長，用身體引領學生探索醫學奧秘。”邵正仁說，每年大一新生的第一堂解剖課，他都會要求學生靜默三分鐘，以示對遺體、器官捐獻者的敬意。而這三分鐘也成了許多學生最終提交捐獻申請的“起點”。2004年，邵正仁親手創建了蚌醫遺體(器官)捐獻接受站。退休之時，他做出令人敬佩的舉動———六旬生日當天登記捐獻遺體,這是他送給自己的一份最特殊的生日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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