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肇星已經出版了十幾本書,新書《說不盡的外交》是他第一本寫外交題材的書,在書中,李肇星回憶了戰爭年代成長的特殊經歷、北大求學的時光以及從事外交工作40余年來不為人知的幕后故事,其中不乏中國重大外交事件決策和談判過程細節的披露。
為了這本書,李肇星前后寫了3年,在他看來,“感覺比較滿意的就是說的都是真話,至少在我知識范圍之內是真話。有時候說真話不容易,你以為是真話也不一定,我是盡量說真話。”
1940年10月,李肇星出生在山東膠南。1959年9月考入北京大學求學。朱光潛教授、李賦寧先生和普通學生一起排隊的情景他至今難忘,“北大給我無聲的第一課是使我知道了我自己多么無知”。
“中國孩子平均有永恒記憶的年齡是大約4歲,4歲之后發生的事能記一輩子。”李肇星4歲的記憶是:為了躲避日軍,跟著母親躲到玉米地里,母親捂著他的嘴,怕他叫、怕他哭,不讓他發出聲音。他第一次聽見外國人說話,是日本人的“哇啦、哇啦”。
“當時的想法就是‘什么時候我的家鄉不用再經歷這種事?’就這么簡單,這就是我的夢想。實際上就是希望家鄉能夠不受外國的侵略,一個男孩應該有哭的權力、有叫的權力,就這么簡單。”
這段特殊的經歷讓他相信,“一個人的夢想應該是具有政治性質的、社會性質的,只有祖國解放了才有你的有尊嚴的好日子。”
1964年中法建交,這一年李肇星剛到外交部工作。周恩來總理指示選一批懂英文的學生去學法文,其中就有李肇星。在外語學院的第二年,院領導表示,1966年下半年會公派他們去法國巴黎或瑞士日內瓦留學。結果這次留學計劃又被“文化大革命”打斷了。和許多知識青年一樣,李肇星去鄉下勞動、在部隊鍛煉,陜西、湖南、廣東、河北,他去了外交部所有能安排的地方,然后去了非洲。這一番周折堅定了他關于個人夢想和祖國命運的論斷,“你可以做夢,但是那個夢想離不開祖國的發展歷程”。
雖然多有磨難,李肇星還是希望通過自身經歷向年輕學子傳達:人要忠誠于祖國。“為什么要忠誠于祖國?很簡單,就是因為祖國有偉大的人民。”
“你知道怎么看出一個人是藝術家嗎?”李肇星的問題讓所有人都一愣。他一邊看著留長發的記者,一邊說:“要么頭發比女士長,要么干脆沒頭發。”
說完,李肇星帶頭笑起來。今天他戴了一條圍巾,用他的話說,是“冒充五四青年”,因為當時人們多不會打領帶,用圍巾比較方便,李肇星特別加了條注釋:“聽說是這樣,那時候我也不在。”
桌子上,不知誰擺上了煙灰缸,李肇星指著它,又開起了玩笑:誰擺的?一個可以罰款500元啊。他解釋道,2005年中國便加入了《世界衛生組織煙草控制框架公約》,2006年正式生效,可到現在仍有很多人不遵守,他笑著說:“至少可以不在公共場合吸煙嘛。”
這是李肇星典型的說話風格,他特別善于用看似不經意的方式,說出自己的觀點。
當好人的好處是老鄉多
李肇星的感慨是:所以最好是當好人,當好人的好處是老鄉多、朋友多。
遇到新朋友,李肇星最喜歡問兩個問題:一是老家在哪里,二是學什么專業的。
問第一個問題,是因為每個人和每個國家一樣,都有其歷史,而且從外交上說,這是最好的辦法,人家不會覺得不好回答。李肇星第一次去德國是1965年,他問當地人怎么看希特勒,德國人說:他不是我們德國人,是奧地利人。后來李肇星去奧地利,奧地利人又說希特勒是德國人。李肇星的感慨是:所以最好是當好人,當好人的好處是老鄉多、朋友多。
至于第二個問題,是為了發現別人的長處在哪里,好向別人學習。
說著說著,李肇星又切換到“玩笑模式”,他說:在外交上,有兩種問題不能問,一是見了男的不問工資,除非你是稅務局長,怕他不交稅;見了女的不問年齡,除非你是她的組織部長,想提拔她。你看,我就從沒問過這兩個問題吧?
擺事實勝過講道理
經過多年外交歷練,李肇星有了自己的說話方式:都說擺事實、講道理,但在這個多元世界中,道理是不太容易講清楚的,所以要多擺事實。
1985年,李肇星當上外交部發言人,他向季羨林先生請教發言人該怎么說話,季先生不太滿意這個問題,說:不要太把頭銜、官銜當回事兒,不管你是不是發言人,說話都要注意兩點,第一絕不說假話,第二真話不全說。真話為什么不全說?真話多說不完,都說就太